关键字:意识形态目的函数 经济决策买卖本钱
1、背景陈述与问题的提出
从19世纪末开始,川江航运逐步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
1890年,依据《烟台条款增续专条》规定,英商可自备华船或雇佣华船,挂外国国旗进入川江,享有在其他水域和口岸同等的权益;而且这类船只在重庆缴纳一次关税,比华商入口厘金还低。
1895年,中日《马关条款》规定日本轮船能“从湖北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附搭行客,装运货物”[1];依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也立刻享有了这项特权。在这种条件下,各国航运公司开始很多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到了本世纪刚开始十年过去的时候,川江航线上的几家主要的航运公司是:英国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美国的捷江。这类公司凭着技术上和资金上的优势,与规范上和军事上的特权排挤和控制中国航运公司,谋取垄断收益。无论从厂家数目、资源流通、还是从商品特征和角逐方法来看,这一时期的川江航运市场都接近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已经基本饱和[2];在如此一个时候,“没任何理由要开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尤其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所有理由不办它。”[3]
让人惊奇的是,民生公司,这个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航运公司,一无资金优势,二无外国资本或官僚背景,竟在这样的情况下入主长江航运市场,并在20年间崛起为中国航运市场上最大的公司,兼并了海量外国航运公司,一度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实力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之一。[4]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问题:民生公司为何能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在外国航运公司垄断的川江航运市场上站住脚跟,并且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进步为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航运企业?大家发现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下面的剖析中大家试图引入新的变量进入企业目的函数和买家功用函数,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2、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理论简述
(一)概念——意识形态
我把意识形态(Ideology)概念为:肯定的时期肯定的人群所一同拥有些对社会环境(某一方面)的一同认识与由此产生的一套非强制性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
肯定的时期是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Mannheim,1927),这里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并非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不一样的时期有不同特征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并且伴随时间而变化:“当大家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看法”。在某些特殊时期或特殊环境下,某些意识形态或许会得到强化,某些意识形态或许会被弱化(Olson,1971)。
肯定的人群是意识形态的空间纬度,“人群”可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买卖中的两个人[5]。不一样的人群也可以有非常多种标准来界定:可以是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组织或者不一样的社会阶层,这样等等(North,198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较大人群的意识形态对在此范围中较小人群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成总是有决定性有哪些用途。
(二)假说——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
据此大家提出本文关于意识形态的4个假说(H1~H4):
H1 意识形态对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目的函数的影响[6]
H1-1假定在没特殊意识形态影响下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的函数最大化问题为:
没改变的状况下,他对某个预期(Expectation)的主观概率(Subject Probability)大大提升了[9]。相对于原来的他,他目前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风险偏好者,甘愿冒风险把我们的所有投入大概是风险很大的一项“交易”。<br>H3 意识形态与经济决策主体之间的互动<br>H1和H2在非常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单人决策的状况下,它或许会使各经济利益主体产生某些“反常”行为,如买家的消费选择和企业的投资选择或许会偏离一般的最大化目的;在多人交互决策的状况下,因为一同Πi2的存在或许会减小(或扩大)买卖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10],同时预期功用函数的改变或许会减小(或扩大)主观不确定性(Subject Uncertainty),进而节省(或增加)买卖成本。最后,同样是因为意识形态影响了个人的预期,可能由此催生某些具备特殊品质的人(如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br>H4 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br>依据H1~H3与中国近代的实质状况,这里提出关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说。我把这一特殊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定为1919~1945,空间维度定为整个中华民族[11]。并且,大家把讨论仅局限在经济范围,也就是说只讨论这种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的内容而忽视它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意思。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概念为如下共识(H4-1,4-2):<br>H4-1 一同信仰:微观经济主体以非常大的主观概率相信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最后可以获得独立并进步壮大——假如多数人都为此努力的话。<br>H4-2 大家相信国家利益和自己利益密切有关,且国家经济利益至上。这一共识与H4-1一同因为外国的军事和经济侵略而得以强化。这种强化使得国家经济利益(Πi2)以肯定的r被纳入单个经济主体的目的函数(Ui)中。<br><br> <br><br>3、实证剖析——意识形态有哪些用途与民生企业的进步<br><br> <br><br>(一)爱国主义与民生企业的市场进入决策<br><br>这部具体的要解这个问题:在川江航运市场被外国大公司垄断的条件下,中国的航运公司基本不可能存活,民生公司怎么样作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br><br>没理由觉得民生公司作为一个航运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这一行为在去掉它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之后仍然可以算是理性的行为。由于当时的川江航运市场,正如前面剖析的一样,不只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而且几乎已经饱和,假如一个新的厂家要选择进入的话,通常情况下它的预期是如此的:一,它可以打败一部分垄断企业,获得一部分市场份额;二,在这个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应该大于在其它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其中第一条是第二条的首要条件条件。而大家已经看到,在近代川江航运市场,这第一个预期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现的,而民生公司仍选择进入,正体现出意识形态有哪些用途。<br><br>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无疑在一定量上改变了民生企业的目的函数,虽然说它不可能舍弃收益最大化的目的(Πi1),但这中间掺进了其他目的的假设一定是适当的。可以说,卢作孚创办民生企业的目的不只在于赚钱,更在于考虑到了国家的行业经济利益这一原因(Πi2),具体地说有两个要紧方面:“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基础,进步行业和民族工业,尽快将国家建设起来;另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进行现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12]。有了如此的目的,无疑增加了决策者进入航运市场的主观预期收益,而因为强烈的民族感情而产生的需要成功的信念有在无形中减少了击败外国轮船公司所需本钱的主观预期值(据H2)。<br><br>因此可以看出:有近代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背景,民生公司做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并非非理性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哪些用途使得民生公司做出如此的决策。<br><br>(二)爱国主义与民生企业的崛起<br><br>这一部分要回答的问题是:民生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后,在极其艰难市场条件下,它的进步壮大和当时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多大关系?<br><br>⒈企业文化的特点和管理成本的减少<br><br>依据所谓社团组织两性教育的可知道性特点和这类文化的可塑性特点,可以把企业文化分为两个不一样的层次:在较深层次的不容易知道的层面,企业文化代表着基本价值观念。这类价值观念是一个人类群体共有些;即使这一群体中成员不断更新,文化也会得到延续和维持。在这一层面,企业文化的可塑性非常小,改革困难程度非常大。所以,这一层次的企业文化是整个企业文化的内核,它从非常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企业的进步方向和进步方法。在较容易知道的层面,企业文化体现为企业内部成员的行为方法和工作习惯,这一层面的企业文化的可塑性较强,可以在上一层面的企业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投资打造起来,也可以说是“企业文化内核”的具体化(Jhon<em></em>•Kotter&James<em></em>•Lheskett,1997)。<br><br>民生企业的企业文化内核便是实业救国和爱国主义思想,这不是通过投资可以塑造的,而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是整个社会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民生公司内部的体现。卢作孚指出:“在航业工作,便是救国的企图”。提出用创建一流的现代化的民族航业,以与帝国主义的航运程力相抗衡,不止是把外国轮船赶出长江,收回内河航行权,而且要使中国迎头赶上工业发达国家,甚至跑到它们的前面去。公司把爱国宣传活动同企业的活动密切联系起来。在企业的船舶舱室和职工宿舍的茶具、卧单上,到处印有“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之类口号,号召大家关心国家危亡,并发动职工家属订出爱国公约(卢国纪,1984)。实业救国与爱国主义这一内核决定了民生公司企业文化的其他两个要紧方面的性质:<br><br>一是集团生活思想。这是卢作孚改良社会的试验主要内容之一,是倡导群体合作,互相帮助以成一个最后都不至失败的集团:“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工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而民生公司就是如此一种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买卖。”[13]他需要职工把民生公司当作我们的一同事业;而个人只须忍耐、苦干就能成为时势英雄。这种理想成为职工的行为准则和思想动力。 <br><br>二是艰苦创业、勤俭朴素的思想。卢作孚很看重开源节流,培养艰苦奋斗崇勤尚俭的作风:“大胆生产谓之勤,小心享用谓之俭,大家应大胆用现代科学办法生产,现代有哪些,大家便要生产什么;但须节省物质上的享用,任何东西大家不可以生产,便不要享用。”[14]他用禁令和查禁等方法,需要职工不嫖、不赌、不吸鸦片、不做私买卖、不贪污纳贿、不拿旅客财物等,以杜绝不好的习性,培养职工忠于职守、遵守纪律的精神。同时,注意拓展各种文娱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倡导同事之间喜庆丧吊不互相馈赠,庆仪从简,与为结婚年轻人举办免费集体结婚典礼等,以主张新风,渐渐培养一种与其他企业完全不同的风气。<br><br>民生企业的企业文化通过卢作孚拟定的系统的职工教育体系[15]得以强化,又通过职工之间的交流得以不断流传。这种文化强化了职工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并使职工对民生公司真的产生了归属感和责任感,进而降低了其机会主义倾向,使得管理成本在较大程度上得到减少,提升了企业的运作效率。<br><br>例:船上管理——从“三包制”到“四统治”<br><br>民生公司创办以前,“三包制”是中国航运界常见实行的一种管理体制,当时中国“无一非包之船”。它开始于外国在华轮船公司,后来在各中国轮船公司常见实行:公司将轮船上的驾驶、轮机、事务三个部门分别包给中国买办办理,所有职员的任用都由各部门大买办自行定夺:一船形成三个大的集团。而且“舵工由领江带领,水手由水手长用,理货员由二买办三买办用,茶房由茶房头脑用之类,又为包办中之包办,集团中之集团,甚至有每一小集团又分更小集团之事”。事实证明这种管理规范的效率是很低下的:大小集团各施其政,无统一管理。承包者可自由学会月薪开支,所以用人不必求贤,只以薪工低廉为目的。各级头目又层层征收押金,层层以次为奥援,“遂不可以指挥管理,最后至于一茶房亦难更换矣”。另外,公司“限定若干资金包办之”,其他一概不管,更“不问该事件之承包者之盈亏”[16]。承包人为了赚钱,不管航期,滥运私货,任意提升票价,服务水平极差,结果“闹得公司折了本,而买办赚了大钱”[17]。<br><br>卢作孚用“四统治”(也称“经理制”)替代了“三包制”,规定:船上所有职员由公司统一任用;船上财务、业务由公司统一学会;船上材料、油料由公司统肯定额配发;船上事务由经理一人总揽,对内向公司负责,对外代表公司[18]。这种管理规范将船上全部权力集中于经理和总公司,在中国航运界引起了哄动,事实证明这提升了船上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19],后来民生公司接收或购买的轮船都实行了这一规范,成为民生公司崛起的要紧动力之一。<br><br>根据分层组织理论(杨小凯,1999),大家可以把一条船看成是一个单向集权分层组织,这种组织的特征是:层次越多,管理的成效越好,但管理成本也越高;反之,层次越少,则管理成本越小,“但每一个经理直接管理的人越多,管理的水平也越差”[20]。但在这里的状况却是:“三包制”是一种多层次的管理组织形式,管理成本较高(“公司折了本,买办赚了大钱”),但管理成效却也较差(中国轮船公司服务水平极低);“四统治”是一种单层的管理组织形式,管理成本较低,但同时管理成效却较好。这种看上去与一般原理矛盾的现象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正在于意识形态有哪些用途:民生企业的爱国主义企业文化的熏陶,改变了职工的功用函数:职工不只考虑怎么样才能在劳动既定的首要条件下使个人收入(Πi1)最大,或者在收入既定的首要条件下使劳动量最小,他也把企业的进步壮大(Πi2)纳入了我们的功用函数。这种改变大大减少了职工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能在管理层次较少的状况下达到较好的管理成效[21]。相反,在其他没如此统一的意识形态目的的航运公司,因为各管理层次的管理者都最大程度的追求直接私利,因此都以最大程度的机会主义原则行事,这无疑会很大的提升买卖成本,减少管理效率,把多层次管理的优势抵消掉。<br><br>2.消费决策的改变与市场份额的扩大<br><br>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不只减少了民生企业的买卖成本,而且通过另外一种方法扩大了民生企业的市场份额。在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买家会作出特殊的消费选择。据H1-2,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会改变买家的偏好。拿乘坐轮船来讲,具备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买家在坐船时同样会追求功用最大化,但此时他考虑的功用不止是坐船的舒适感和速度、安全等原因(Πi1),他会把这艘船是中国企业的还是外国企业的这一原因(Πi2)纳入我们的目的函数。更具体一点说:假如中外两艘船的票价和服务水平完全一样,那样乘坐外国公司得船相对于乘坐民生企业的船会给他带来负功用,这个时候他一定会选择乘坐民生企业的船。事实上大家放宽一些条件,即便民生企业的票价在一定量上高于外国企业的轮船,多数坐船者仍大概选择民生企业的船:<br><br>这一奇迹的创造,还靠了广大爱国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不做不要船票的外国船,不希罕好看的阳伞,却坚决要坐民生企业的船。很多旅客,宁肯住下等几天,也要等到民生企业的船才坐。一些爱国的商人,也在这一极端困难的时刻,不去占外国船低运费的实惠,却将他们的货物交给民生企业的轮船运,以行动支持了民生公司。[22]<br><br>从另一个角度讲,在垄断厂家的角逐中,商品的水平差别是各厂家争取消费人群、扩大市场份额要紧原因。在近代川江航运市场上,因为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轮船是不是为民族资本经营成为了影响买家决策的一个要紧差别。这一差别并非民生公司通过投资而形成的,外国公司也不可能通过投资来弥补这一差别,所以,意识形态对于民生公司抢占川江航运市场起到了不可替代有哪些用途。<br><br>(三)结论<br><br>一方面,爱国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影响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的函数减少了民生企业的各种买卖成本;其次,因为这个时候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能不随着着排外的思想,它也相应的提升了各外国航运企业的各种买卖成本[23]。如此,民生企业的运营总本钱相对于外国航运公司被大大的减少了。同时,意识形态改变了买家的偏好,使其作出有益于民生公司(而不利于外国公司)的选择。这无疑是一种独有些优势,由于它是由是这一年代的中国人的特有些意识形态决定的。<br><br> 可见,意识形态有哪些用途在于使得民生公司偏离了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其企业行为的收益由社会获得,但本钱却由民生公司承担。更普通的,大家的结论是:某种意识形态可能使为微观经济主体在一定量上丧失个体理性,但同时会导致相应的外部经济,使得一同意识形态群体达到集体理性。从民生企业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此的情形可能反而会使“丧失理性”的主体最后收益。这又说明了什么呢?<br><br> <br>参考文献:<br><br>1. North ,1990:《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上海三联出版社 ,陈郁、 罗华平 译<br><br>2.Weber, 1999 :《The protestant Ethic &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社会科学出版社<br><br>3.陈平,2000 :《文明分岔 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br><br>4.杨小凯 、张永生,1999 :《新型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剖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br><br>5.Kotter 、Lheskett, 1997:《企业文化与经营营业额》,华夏出版社, 曾中、 李晓涛 译<br>6.Mannheim ,2001:《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商务印书馆 ,黎明 、李书崇 译<br>7.刘克祥 、陈争平, 1999:《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br><br>8.聂宝璋 ,1983:《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br><br>9.樊百川,1985:《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br><br>10.罗中福等,1989:《卢作孚文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br><br>11.卢国纪 ,1984:《我的爸爸卢作孚》, 重庆出版社<br><br>12.隗瀛涛 ,1990:《四川文史资料》, 四川人民出版社<br><br>13.Rabin ,1996: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Uc-berkeley<br><br>14.金铮 邓红 ,1990: “论卢作孚对民生企业的有效管理”,《近代史研究》 ,1990 .3<br><br>15.重庆档案馆藏 ,全宗号:民生<br><br>16.四川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1995:《四川文史资料》,第二缉:工商史料编<br><br>17.0lson ,1994:《集体行动的逻辑》, 上海三联出版社, 陈郁 、郭宇峰、李举新 译 <br><br>18.马敏 、朱英 , 2000:《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br><br><br><br>[1] 《中外旧约章》第一册,P.616。<br><br>[2] 这种垄断不是完全市场角逐的产物,而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侵略的副产物;至于“饱和”,卢作孚说道:“在扬子江上初有航业的时候,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所以行业以极短期进步到极盛,而且进步到过盛。……大部分限于船本全折……中国籍轮船公司很危险”(卢作孚,1934,“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br><br>[3] 卢作孚,1934,“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公司”。<br><br>[4]在不到20年的时间中,进步到共有江海轮148艘,吨位6万多吨;资本增长到上亿元;职工由十几人增长到8000多人;航线从嘉陵江延伸到整个长江,进而向海洋进步,开辟了南北洋航线。同时民生公司还在长江全线和沿海港口及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在海外的河内、纽约、魁北克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它在资金、纯益、人数、船舶艘数、船舶吨位数与航线的延伸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它航运公司,成为中国航运界名副其实的龙头企业。<br><br>[5] 一个推论是:意识形态可以等同于博弈中的“一同常识”,或者至少是“一同信仰”。<br><br>[6] 这是行为经济学“social preference”模型的一种特殊状况。更普通的模型及实验验证见 Rabin,1996。<br><br>[7] Ui为各主体的广义经济利益,Πi1是在没特殊意识形态影响时各主体的经济利益。<br><br>[8] 这一部分利益可能代表这一人群的整体利益,不同于Πi1。<br><br>[9] Rabin&Donoghue,2000<br><br>[10] 也可以说是缩小(或扩大)了决策者的策略空间。<br><br>[11] 这里当然不包含在外国侵略中国活动中既得利益的中国人,譬如买办阶层和一大多数的官僚阶层。事实上有多少中国人是爱国的这一点非常难说,但大家依据Bayesian law可以相信,爱国者的比率是非常大的(一个估计是:假如爱国者比率太小,中国到今天也不可能独立)。<br><br>[12] 卢国纪,《我的爸爸卢作孚》P158。<br><br>[13] 卢作孚,“超个人成功的事业 超赚钱主义的买卖”,《新世界》85期。<br><br>[14] 卢作孚,1934,“大胆生产 小心享用”。<br><br>[15] 具体见:卢作孚“一个根本事业如何着手经营的一个建议”载《卢作孚文选》。<br><br>[16] 本段以上几处引言均来自《民生股份公司十一周年龄念刊》,1937。<br><br>[17] 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八周年龄念大会上的开会词》,《新世界》1933年32期。<br><br>[18] 重庆档案馆藏:全宗号民生,卷号37。<br><br>[19] 一个例子:“在最艰苦的时候,船上和岸上的职员都参加了旅客服务工作,很多轮船上的船员在旅客多的时候主动让源于己的床位给旅客住。”卢国纪,《我的爸爸卢作孚》P171。<br><br>[20]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剖析》,153页。<br><br>[21] 内在的逻辑是:在管理层次既定的首要条件下,管理成效和被监督者的道德风险系数负有关。<br><br>[22] 卢国纪,《我的爸爸卢作孚》,P172。<br><br>[23] 一个例子是,当时的外国轮船公司花费了很多的广告成本,譬如赠送小礼物等,但客户资源还是被民生抢去。另外,当时的地方政府成立川江航务管理处,专门限制外商轮船的特权(资料来源:《四川工商史料集粹》第一缉)。<br><br><p align='center'></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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